季羡林先生是中国著名的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和翻译家，还曾任中国外文局作为主管单位的中国翻译协会的名誉会长。正因此，外文局与先生之间建立起深厚的感情，有了深层次的交往。自2001年以来，新世界出版社曾陆续出版过多部先生的文集、论著等，获得很好的社会反响。我本人，因为和先生同为中国译协工作，在他生命最后几年，有过多次接触，或向先生汇报译协工作、或为他祝寿、或给他送去出版的新作，也因此与先生建立了特殊的感情。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两年多了，今天缅怀逝者，我想着重从印象最深的几个方面表达自己的感受：

   先生是中国翻译协会创始人之一，曾先后任副会长、名誉理事、名誉会长。2004年，先生同爱泼斯坦、黄华一起，被推举为中国译协名誉会长。2006年9月26日，95岁高龄的先生成为中国译协颁发的首位“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自担任中国译协的领导以来，先生始终热情积极，为协会的发展、为促进和推动协会的工作发挥重要作用。我们每次见面，他都认真听取译协工作汇报，并对不断改善翻译行业现状、提高翻译工作质量、推进翻译事业健康发展等提出很多好的意见和建议。

   乐观豁达，从容不迫又是非分明，这就是我所认识和敬仰的先生。人们公认，就世界学术界而言，少有人能与先生的成就颉颃。但德高望重的先生生前曾多次请辞头上的3项光环——“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他说自己就是中国翻译界的一名“老兵”。

   记得第一次与先生近距离接触，是2004年9月25日。那天上午，我和新世界出版社的同志到医院拜望先生。我向先生讲起曾经有一年中东学会召开换届大会，我作为新华社记者前往采访，聆听过先生的精彩讲话。当时93岁高龄的先生饶有兴趣地听后马上说，是有那么回事，但当时都讲了些什么记不住了，谈不上精彩。得知我大学读的专业是阿拉伯语后，精通梵文、巴利文、吐火罗语等语言的先生十分感慨：“阿语难学啊！北大东语系是我国最早开设阿语课的院校之一，现在我国驻中东国家的外交使节不少都是北大毕业的。”那天，先生还仔细问起外文局有多少语种，翻译力量如何等等。

   那天，先生当场允诺，把正在撰写的《病榻杂记》文稿仍交由已经出版过他几本文集的新世界出版社出版。他还为前来的每个人逐一签名并合影留念。第一次见面，先生的谦和有礼、宁静致远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正如有人对先生的评价：“伟大无须装饰，也不可形容，伟大只能是它自身。”

   与先生日渐深厚的忘年交往中，他最常谈起的话题是翻译工作。先生曾说：“中华几千年的文化之所以能永盛不衰，就是因为，通过翻译外来典籍使旧文化中随时能注入新鲜血液。可以说，没有翻译，就没有社会进步；没有翻译，世界一天也不能生存。”

   2006年8月8日，温家宝总理到医院给先生祝寿之后的第二天。那天上午，我和中国译协秘书处的同志向先生祝贺生日。当先生听说中国译协已经获得第十八届世界翻译大会主办权并正在积极筹备时，不顾病体，欣然提笔为中国译协题词：“翻译工作是跨学科、跨部门的，在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振兴中华的事业中起着不可替代的桥梁作用。文明的社会，开放的国家，需要职业翻译家。”先生还意味深长地对我们说：“中国拥有2000多年的翻译史，翻译作品的数量至今也是世界上最多的，这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需要。中国是世界第一翻译大国，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中国今天翻译事业的进步有目共睹。2008年世界翻译大会将在中国召开，这是中国翻译界的光荣，我这样的老兵为你们感到鼓舞。”

   这一次，我们就翻译工作又进行了深入探讨。先生也再一次强调：“要想做好翻译，懂外语，会几个外语单词，拿本字典翻翻是不行的，必须练真功夫，下大工夫。”他说：“翻译这个工作绝不可小看。如果没有翻译，世界沟通就没法进行，翻译工作任重道远。”他还说：“我认为翻译是精神产品，它不同于物质产品，不能只追求数量。你翻译的数量再多，你成了翻译大国，但如果你翻译的东西中，有不少是不需要的，甚至是垃圾，那这样的‘翻译大国’又有什么意义。”

   至于为什么在耄耋之年接受中国译协名誉会长的职位，先生曾率真地说：“确实是为了更好地提意见。我对翻译工作确实怀有很深的感情，真心希望它受到重视，并得到健康、协调的发展。”

   译作、著作同样等身的先生说过一句话：“没有真情实感别动笔，那是骗人的。这种感情不能做作。”

先生的写作一如他朴实无华的生活，“写重大事件而不觉其重，状身边琐事而不觉其轻”。他说：“我有一个想法就是，理论的文章，如果没有真见解，就不要动笔，浪费纸张。写抒情文章，没有情，就别来装蒜。”

   先生一贯反对“为文造情”。他的文章都是从骨子里感动人、震撼人心灵的，文笔上并不会引起人们特别的注意，而写作的最高层次就是打动人心。正如钟敬文先生在《季羡林散文全编·序》中用4句诗概括的那样：“浮花浪蕊岂真芳，语朴情醇是正行；我爱先生文品好，如同野老话家常。”

   我曾与先生就他提出的“人人和谐、个人和谐、天人和谐”进行请教。先生的论述，我曾在一篇文章《如同野老话家常——聆听季羡林谈翻译、写作、和谐》中做过详细解读，在这里就不一一讲述了。先生说过，“我们这个民族——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什么原因呢？在过去几千年，我们发明创造，有精神的、也有物质的，都记录了世界……我觉得我们对世界的贡献就是‘和谐’这个观念，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对世界人民最新的贡献”。

   想念先生，总会想起那些与先生共处的时光。我想，缅怀大师，回顾其音容笑貌以献上我们后人之哀思固然重要，但最能令大师们欣慰的，是铭记其精神，汲取其力量，发扬其作风，践行其主张。

   在这里，我还想就先生的生日说几句。几十年来，大家都知道先生的生日是8月6日。但2001年8月，他家乡的领导邀请他回乡为他祝寿。在祝寿大会之后，90岁的先生在《故乡行》一文中写了这样一段文字：“8月6日——我在这里顺便说明一件事情：我的生日从旧历折合成公历是8月2日。由于一次偶然的笔误，改成了6日，让我少活4天——算是我的生日。”可见多年来，他对自己生辰的讹误听之任之、将错就错，不置一词。但关于如何对待人生和生命，季先生却严谨认真：“如果人生真有意义与价值的话，其意义与价值就在于对人类发展的承上启下、承先启后的责任感。”“生命只有和民族的命运融合在一起才有价值，离开民族大业的个人追求，总是渺小的。”对照先生做人、做学问，我们的翻译、编辑和出版人，应该具有怎样的真才实学，才能制作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作品，才能使我们的人生具有先生所说的“意义与价值”呢？